《太平经》，又名《太平清领书》，是中国最早的道教经典^[1]:69，东汉道教太平道的典籍，170卷，相传由神人授予方士于吉。在东汉至唐代，《太平经》在道教中有重要地位，是汉末太平道的主要经典，被视为传达天命的谶书，构成道经“三洞四辅”中的太平部，辑入历代道藏，宋代以后逐渐为人淡忘。《太平经》详细记载几位修道师徒的对答，内容主张学仙修道，辅佐君王，行善积德，调和阴阳，教授“守一”冥想、服食符文等道术，综合各种道教观念与神仙方术，以治病袪邪，开创更有系统的神仙理论，成为后世道教思想的基础之一。现代学者对《太平经》有不同解读，部分学者认为此经拥护乌托邦式的救世主，或提倡农民革命，亦有学者认为《太平经》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，只追求太平与和谐的世间秩序。

《太平经》面世的背景，与东汉时期道教发展有关。因有疫病流行，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“符作造书”、“符水咒说以疗病”、“教病人叩头思过”等方法感召民众的巫觋方士，他们组成教团，并开始制定经典文献，以作为信仰者的规矩。这类经典文献包括《老子想尔注》、《周易参同契》、《千二百官仪》及《太平经》等^[2]:347。

范晔《后汉书》言顺帝时（126年—144年），琅邪人宫崇献上其师于吉的神书《太平清领书》给朝廷。唐人李贤注曰：“神书即今道家《太平经》也”^[3]:81-82。熊德基认为《太平清领书》原本名《太平经》，因书中说：“吾书中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”，后人便说是《太平清领道》或《太平清领书》^[4]:13。

班固《汉书》说西汉成帝时，齐人甘忠写《天官历》、《包元太平经》12卷^{[1]:65-66[注 1]}。其书与《太平经》皆流传齐地^[6]。汤用彤、蒙文通认为《太平经》即袭《包元太平经》^[1]:65-66[7]。刘茜、朴基成认为《太平经》中的《师策文》存于《包元太平经》，也是建平四年（公元前3年）民众祭祀西王母的符咒文^[8]。

《太平经复文序》与唐人王悬河《三洞朱囊》引《神仙传》皆言帛和传授书给于吉，于吉扩写成《太平经》^[3]:83-84。王明、陈卫星认为此事与《复文序》中的传书谱系皆不可信^[9]:199[10]。

其后，襄楷两次向朝廷呈上《太平经》，第二次在桓帝延熹九年（166年），希望拯救天下的危乱。朝廷皆未用此书，只是将其收藏。但《太平经》还在流传，张角得之，借此招聚信众，创立太平道^[11]:156-157。

六朝时，《太平经》在道教中有一定地位，天师道认为，《太平经》乃老子所作，传授给于吉^[12]:232。道士宣传，《太平经》是圣王之书，能施行其法，将消灾解祸，天下太平^[13]:9-10。梁代道士编集道经，把《太平经》列为道教七部经书中的其中一部“太平部”，与上清经、灵宝经等合组成“三洞四辅”的道经分类结构，但修习《太平经》的道士并不多，南朝时，仅有个别道士特加习诵，如南齐时的褚伯玉、梁朝的桓闿、陈朝时的周智响^{[12]:241-242、235-236}。六朝晚期，《太平经》逐渐散落^[5]:278-279。周智响入山寻得《太平经》，上呈予陈宣帝，陈宣帝即改年号为“太平”^[14]:276。

唐代书籍多有征引《太平经》^[9]:239；唐末道士闾丘方远撮录《太平经》，辑成《太平经钞》，与原书一样以天干分为甲至癸10部。明代《正统道藏》中，《太平经钞》编次有误，甲部并非来自《太平经》^{[注 2]}，癸部却来自《太平经》甲部^[11]:89。

《太平经》渐为人淡忘，以致《正统道藏》误以《太平经钞》为《太平经》的一部分^[1]:52。明代《太平经》残存57卷126篇，收入《正统道藏》“太平部”，仅及原书三份一^[11]:84、89。王明根据《道藏》残本与《太平经钞》，校订为《太平经合校》，成为最佳版本^[13]。此外，简体排印标点本尚有于平主编《道家十三经》所收《太平经》^[15]、杨寄林译注《太平经》^[16]等本子。

《太平经》分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十部，每部17卷，共170卷。南朝末年，道士在其前后加上了两篇序文^{[11]:84、110}。敦煌文献S4226中有全书总目366篇（遗落5篇）、前言与后记^[9]:215。《太平经》文辞朴实粗鄙，平铺直叙^[1]:59、65。施舟人、傅飞岚认为文中的长篇大论是周智响所添，原文本是精准的论述^[5]:280。

《太平经》中有插图和“复文”符^[11]:90，即重叠的字^[1]:68。 张鲁君、韩吉绍认为书中的《乘云驾龙图》、《东壁图》、《西壁图》是明代的风格^[17]。

书中有三种文体：一是“说教体”（或“散文体”），以散文和四言韵文为主，这部分可能就是天师所授的道书；二是“会话体”（或“对话体”），是真人、天师（或仙人）与天君之间的对话；三是“问答体”，占全书篇幅三份二，属全书主体，是真人与天师的问答记录，每篇首尾完整^{[11]:89-90、102}。林富士认为“说教体”由天师之师与天师所创，“会话体”由天师之师所创，“问答体”由天师与真人所创。多人将其汇集，后由南朝人攥写成书^[18]:230。

熊德基则认为“说教体”先出，“会话体”仿之。“问答体”最晚出，是襄楷延熹八年（165年）所作，因为书云“乙巳而出”，乙巳即延熹八年，应是襄楷见桓帝在此年祭祀黄老后所作。《后汉书》中襄楷疏的思想亦与“问答体”相似。今“问答体”43残卷即葛洪《抱朴子·遐览篇》中的“《太平经》五十卷”。后因文中有“洞极”之词，被人以为是《太平洞极经》，如萧梁人孟安排《道教义枢》言《太平洞极经》144卷，卷实为篇。^[4]:9-13“散文体”与“对话体”为干吉^{[注 3]}、宫崇等所写，即《遐览篇》中的“《甲乙经》一百七十卷”。后二书佚失，梁至唐时三种文体的残篇又被拼凑为170卷。^[4]:14-15

《太平经》文中有汉代概念、说辞，汤用彤从而认为今本《太平经》是汉代书籍^[1]:65。王明认为《太平经》撰于东汉安、顺帝时^[9]:108，由于吉、宫崇、襄楷多人编篡而成^[9]:198-200。

施舟人、傅飞岚按《笑道论》与《玄门大义》，认为南朝时，干吉本《太平经》亡佚^[5]:278-279，《太平经》的天师道版本《太平洞极经》也只有残篇存留。今本《太平经》即周智响用《太平洞极经》所扩张的，但其保留了汉代的思想^[5]:277,280。福井康顺则认为今本《太平经》无汉代的内容^[18]:208。

《太平经》中，有六位隐居避世的“真人”，其中发言最多的一位叫“纯”。六真人的师傅是“天师”，自称是上天派遣，为天下解除灾厄，希望传授道书予帝王，但不受理，遂游走各处，寻找可以授道的弟子，一直不合意，直至与真人相遇，觉得真人求道诚挚，德行日进，于是授其道法，并交予要诀之文，要真人自行研究和修练。天师往往授与真人道书，令其回家研读修练，之后真人再往天师处请教；有时天师也会主动发问，测试真人的道行。有时真人会质疑甚至反驳天师，激怒天师，受到斥责。天师有时会批评流传世间的各种书文，谈论政治及社会状况和天灾人祸，并请真人为他在世间传布道书；真人则请求天师多加解说，询问道书的价值。最后天师离去，继续传教和寻觅弟子^{[11]:91-93、105}。

《太平经》主旨在于阐述治身和治国之道，希望修道之士和有德之君，能奉行经中教义，使天下太平，人民长寿安康，解决当时动荡和瘟疫横行的社会危机。其中，治身之道，根据修练者的资质和禀赋，可以发挥治病、长寿及成仙三个不层次的功效^[19]:64-65。治身为治国之本，精研治身之道，能除尽天地万物的灾厄，其次再修治国之道，除去灾祸而致太平。这种“身国并治”的观念，符合汉代的典型思维^{[11]:99、112}。《太平经》的终极关怀，在于治国平天下，治身之术也要为了治国的目的，可说是政治性作品。道书道法，都要上献帝王，以助治国。书中天师把改革社会、消除灾厄、教化世人的最终希望，都寄托在帝王身上^[11]:111。有些神仙完全不理凡尘之事，也有神仙会重返人间，帮助帝王治理天下^{[20]:252、227}。君王之治须取法上天，天师正是宣达天命之人，因此要接受天师之教^[21]:92。治国的要诀，是使元气调和，天地人都和顺而不背逆，然后天下太平，王者亦可长生^[1]:60。传授道书，可解除帝王与百姓的“承负”之灾，使国家长治久安，人民长寿。因此《太平经》并非典型道书，对象并非一般道士或信众^{[11]:100-101、111}。

《太平经》构想的天界，其实是当时汉朝政府的翻版，仙界有官府组织，神仙之间有品级之分，臣属于天君，按天君旨意行事，各司其职，有考课制度，犯错要受处分，凡人升仙前，要受“保人”仙人的教导，升仙后若犯错，或无才无德，保人也会连带受罚。这种保人制度，相当于汉代政制中察举制度。《太平经》认为人的终极目标应是追求成仙^{[20]:229-230、239、217}，但又有精英主义色彩，指出只有极少数有“天命”的才能成仙。《太平经》亦有命定论色彩，能否成为神仙，主要视乎天命以及个人资质，有天命又有资质的才可以成仙；人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命的，只有努力学道和行善，这种观念与基督新教喀尔文派的上帝预选说相似。有天命的人，未出生前姓名就已著录于仙府的“录籍”中；升天时日来临时，会有天神和一位“保人”下降，教导他变形法术，授与仙药，传授天界的知识与戒条，年月已满后才带往天上^{[20]:251、232-233、239}。没有天命的人，如果行善积德，也有一丝机会成为神仙，得到上天的同情和恩赐；他可以先成为长寿之人，名字从“死籍”转移到“寿曹”，天界仙府中若有官职空缺，就能“补缺”成仙，因此个人自由意志和自我抉择也是重要的^{[20]:251、237-238、217}。

《太平经》指出世间鬼神会作祟，降祸于人，使人生病。不过，鬼神不会无缘无故害人，只是因为人有罪恶过失，上天才会派遣他们来惩罚世人。天地随时随地都有鬼神监视人的一举一动，人的体内也有鬼神常驻。其中最重要的是五脏神，如果人有邪念，行为失当，五脏神会向天廷禀告，上天会使派鬼物入侵人体。每个人都有多个“身神”，主要部位和器官如头腹、四肢、五脏，都有神驻守，如果神离开身体，人就会生病，例如肝神离去会使人“目不明”。人有恶念，胡言乱语，喜怒无常，就会“神游于外”，导致外邪入侵，使人中邪^[19]:67-68。

《太平经》认为，升仙基本上不能学习而得的，凡人也不能炼制仙药，奇方异药只可延年益寿；《太平经》主要提倡的道术是冥想法“守一”，是修道者必学之法^{[20]:240、242}。“守一思神”之法，可以“还神”，乃在户内悬挂五脏神像，沉思冥想，斋戒烧香，四时五行之气进入人体，成为“五脏神”，为人治病^{[11]:169[22]:232}。冥想时可与五脏神交谈，若让五脏神离体，会上天控告人的罪行^{[23]:294、300}。《太平经》另一修道之法，称为“内视”，教人闭目内观冥想，调理体内阴阳，此法可以追溯到《庄子》一书^[21]:55。为了治病，《太平经》除了教人“守一思神”，也教导人行善积德、施行良政、祭祀祷告、吞食符文、念诵咒语、服药针灸、控制饮食^{[11]:167、170-175}。符可以吞服或佩戴，可以治病，去除身中的邪物，也可以使人长寿；辟谷节食，也可以长寿袪病^{[20]:255、241}。

《太平经》认为疾病是多源的，中邪、“神游于外”离开身体、个人作恶引致鬼神讉责作祟、帝王施政失当，或“承负”他人的恶报都会使人患病^{[11]:160-165[23]:292}。《太平经》相信汉代流行的灾异说，认为朝廷施政不当，也会使百姓患病，施行良政则能防治疾病。修身修道出了差错，政治道德出现问题，都会导致鬼神侵犯而患病^{[11]:180、176}。瘟疫流行，人民多病其中一个原因，源于帝王施政和行为失当，是天地鬼神对帝王的讉责和警告，民间流行的疫病可在政治上找到根源，刑罚太重、贪污腐化，都会使人民患病；疾病流行，也在于“承负”前人的罪过和灾害^[19]:66，人们做好事，就有正气，少病长寿；多做坏事就有邪气，就多病短寿^[22]:228。

《太平经》主张任用贤才，减轻刑罚，听取民意，反对剥削，多行救济^{[9]:113-115、118、121}，政治立场上，维护五行中属火德的汉朝，强调忠孝之道与尊卑贵贱的秩序，人民必须服从帝王，奴婢则要服从主人，天灾人祸主要是臣民而非帝王的罪责^[24]:36-40。《太平经》所谓“太平”，是指阴阳和顺，国富民安，社会公平无私^[9]:110-112。书中多次提及“太平气”将来临，大德之君将出现，神人因而下降^[1]:59。经中反映了衣食不继、常有饥荒的民生困难，但没有实际的经济政策，只是主张遵从天师教令，上天就会降福，有大丰收。富人要救济穷人，若聚敛财富，会使天地愤怒，五谷失收^{[25]:111-113、116-118}；另一方面，又斥责穷人懒惰，平民百姓愚昩无知，要接受教晦^{[24]:45[26]:603}。有学者认为《太平经》秉承道家思想，社会思想与《老子》相似^{[25]:108、112}，有学者认为《太平经》期望救世主与乌托邦^[22]:227；也有学者认为《太平经》不求救世主，只追求太平时代，对现存政权无所威胁，经中的“太平”并非革命性的平均主义，而是社会等级分明的制度，人人都有适当的出身和职业^[27]:22-23。马列主义史家曾认为《太平经》“揭露社会政治黑暗”，是“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”^{[9]:138[11]:88}。这种结论的问题是未能充分理解原文和解释书中支持汉朝的言论^[28]:305-306。也有学者认为其实代表了地主阶层的利益^[24]:46，但是其忽视了其他篇章中的思想^[28]:308-309。

《太平经》弥漫乌托邦思想，相信在太平之世，万物各得其所，无一受伤。经文向往天、地、人之间和谐与相通的状态，称之为“中和”。除了阴阳二气外，天地间还有第三种“中和之气”。元气三分，与日月星、山川平原、父母子、君臣民的关系相对应。中和之气可以调和阴阳二气，保存天地相通，使万物自长。跟刘安《淮南子》、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等汉代著作一样，《太平经》首要关心天地间的平衡协调，人要保护和发展天地间的中和之气，维持天地的和谐相通，也要生养万物，失去中和之气，天下间就有天灾人祸^[29]。人类必须敬天顺地，大地是万物之母，不可损害，掘井不可深也不可多，损伤地形深达三尺，就是凶事^[22]:228。《太平经》和典型道家思想不同，认为大自然秩序并非自然而生，而是相信天人感应之说，上天有其意志，会降下灾异讉责世人罪过，人要减少罪恶，“生养万物”，以维持天、地、人和谐相通的状态^[29]。男女交合代表的是阳阴合气，帝王和后妃分别是天与地的精神，帝王从天下诸州各娶女子，与她们交媾，使天之气与各州地之气交通，可让各地及时降雨，化生万物^[30]:55。天地万物都秉受元气，天地仁爱好生，短寿和灾害都是上天的惩罚^{[1]:59[31]:79}。不过，汉代儒家典型的天人感应说，把责任推给帝王一人，《太平经》则认为，官吏、百姓、古代帝王和先人也要分担一部分责任^[19]:66。

《太平经》在传统的报应思想之上，提出“承负”之说，解释为什么为恶不须受恶报，为善反而会遭恶报。个人命运与年寿，并非完全由自己的善恶决定^{[11]:188[26]:594-596}。祖宗行事的善恶，会影响子孙，子孙要承受祖先的灾厄，甚至会绝嗣。做好事而有恶果，就是承受了祖先的恶报^[31]:76。帝王的流泽或遗祸可达三万年之久，大臣则达三千年，凡人三百年。旧有的报应说认为，报应只限一家一族，“承负”却可以由天下百姓以至万事万物承受^{[26]:594-596[32]:80}。《太平经》谴责的恶行，包括不孝顺、侵害好人、诬告他人、劫掠财物、不敬老人、不敬鬼神、厚葬、随意动土建筑^[19]:67。有学者认为承负说受佛教因果观念影响^{[31]:76[26]:597}，也有学者认为承负说建立在民间信仰之上，并非外来观念^[32]:83、90。《太平经》或受佛教影响，认为天道仁慈好生，但反对佛教的行乞，批评僧人舍弃父母，不娶妻而绝后^[31]:73-75。男女交合意义重大，可以使天地传承不绝，使宇宙永恒，是圣人治理国家的要事^[30]:56。

《太平经》是中国第一部道教经典^{[22]:227[注 4]}，东汉时地位崇高，是汉末太平道信奉的经书，官府起初批评《太平经》“妖妄不经”，后来汉灵帝却赞同此经。在六朝和唐代，《太平经》成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。南朝道士编集道书，以《太平经》构成道经七部“三洞四辅”中的太平部，以后历代道藏都收录此经^{[3]:82-83、4-5}。《太平经》一度被视作谶书，太平道用以发动革命推翻王朝，陈宣帝则奉为圣书，藉以拥护王朝^{[14]:274、276}；一般士大夫则不太重视此书，范晔指《太平经》“以阴阳五行为家，而多巫觋杂语”^[34]:1084。《太平经》思想其实并无新意，无创新之处，都是固有观念，却能整合各种道教思想与神仙方术，开创一套更有系统的神仙理论^[20]:252-253，为太平道奉为主要典籍，太平道治病，教人跪拜认罪“首过”，以符水和咒语治病，都本于《太平经》^[1]:66。经中许多观念，包括上章、首过、身神、承负等，亦为后世道教所承继^[11]:87；经文发展了“存思”与“守一”的冥想法，使道教的冥想法更有系统；经中指出犯错神仙会被贬下凡，则成为后世谪仙传说的源头^{[20]:242、230}。

• 于吉
• 太平道
• 天官历包元太平经
• 三洞四辅十二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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